7月,中国外长王毅的欧洲之行本应是中欧建交50周年的“庆典序幕”——他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举行第十三轮战略对话,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深化安全协作客新策略,同法国探讨人文交流。然而,欧盟却在最后一刻叫停原定于中欧峰会签署的气候行动联合声明:除非满足一个条件——中国必须承诺更激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。
欧盟气候行动委员胡克斯特拉直言:“只有声明包含具体减排措施并展现足够雄心时,它才有意义。”这一表态将气候议题从合作领域瞬间转变为政治筹码。表面看,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“高标准”似乎源于环保责任,但更深层的原因,却藏在欧洲日益焦灼的经济困境中。数据显示,2024年德国制造业PMI指数虽升至34个月新高,但仍低于50的荣枯线,汽车销量较2019年暴跌18%。当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尔公开呼吁“欧盟必须更广泛设置对华贸易壁垒”时,当德国汽车供应商协会报告62%企业面临产能过剩、年内裁员万人时,气候议题的本质已不言而喻:欧盟试图以环保之名,行贸易保护之实。
客新策略
欧盟对华战略的撕裂感在此次事件中暴露无遗。一方面,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王毅承诺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”;另一方面,其领导层却在气候声明上发难。这种矛盾源于三重困境:首先,欧盟将中国定义为“合作伙伴、竞争者、制度性对手”,但实际操作中,“对手”维度不断挤压合作空间。例如,欧盟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,却对自身白兰地倾销事实避而不谈。
其次是美国阴影下的战略摇摆。欧洲希望重建制造业客新策略,无法承受中国廉价进口的冲击。而特朗普政府对欧输美商品的关税威胁,更迫使欧盟以对华强硬“表忠心”。另外,欧盟内部对华态度严重分化——德国强调“可信赖的合作伙伴”,法国鼓动“全领域贸易壁垒”,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则坚持务实合作。这种分裂使欧盟难以形成连贯策略,只能借气候议题等“软抓手”施加压力。事实上,中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已达17.9%,十年间碳排放强度降幅超34%。这组数据直指核心矛盾——欧盟要求的并非行动,而是政治姿态。
王毅在布鲁塞尔的发言更点明底线:“中国不是美国,不能用美国道路镜像中国”;台湾问题等核心利益“没有妥协余地”。中方的态度始终如一,气候合作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,而非单方面要价。正如中欧电动车谈判的现状——技术问题已解决,“临门一脚”取决于欧盟能否摆脱政治操弄。
当前局势暗藏两种可能:乐观来说,欧盟若回归务实,或可收获双赢。例如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强调“德中贸易支撑百万就业”,中国对欧投资若能转向“本地化生产”(如宁德时代在德建厂),既可缓解欧盟产业焦虑,又能延续绿色合作;悲观的话,欧盟若坚持将气候声明与贸易博弈捆绑,可能重蹈“峰会缩水”覆辙——此前中方已压缩原定两天的议程,取消欧盟领导人赴合肥的经贸行程。
中欧关系50年的历程证明,“差异”从未阻碍合作,“对抗”却总会双输。当欧盟以气候承诺为筹码时,或许该重温王毅的提醒:“当前欧洲的挑战不在中国,而在能否真正自主。”若欧盟继续在“贸易保护”与“战略依附”间摇摆客新策略,不仅气候声明难以落地,更可能错失历史性机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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